19世纪政治家布莱斯总结了美国人的政治信念，其中包括个人拥有各种神圣权利，人民是政治权力的源泉，政府受法律和人民制约，地方政府优先于全国政府，少数服从多数，以及政府越小越好。
农民工子弟，能在城里读书也仍然是难点。使过去已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如中国低端纺织品重新加足马力开工生产。
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市民化会极大促进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不是一个短期的外部冲击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以户籍为代表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这是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含义之一。在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中，中国的产能很多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如果持续扩大中国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全球所共享，那么中国就会拥抱和引领全球化，这就是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常态化的核心含义是跟病毒共处，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农民工尽管城里有收入但不敢在城里消费，把收入都带回家盖漂亮的房子，但坐在家里没有收入还得出来打工，他们只有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拜登政府虽然还没做出加入CPTPP的决定，但是其重启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可能性极大，这意味着美欧的再次联手。
改革和开放相比，面临的阻力更大，其风险评估也更难，而受益则不会很快见效。虽然美国当时主导谈判TPP，有遏制中国的考虑，但客观而言，TPP规则是美国为整个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其规则也只有在美国的主导下才能显现出来，其他国家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减或者修改。着眼长远，中国应该将加入CPTPP作为重点。RCEP还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收益。
但该谈判的难度毕竟不小，而且即便标准比RCEP高不少，但边际收益依然有限。这就要求通过强化政治关系，降低外部国家制裁中国的可能性。
其策略是，先排斥，再将中国融入。但是为了和这一传统的开放相区分，我们将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作为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制度型规则。但RCEP最终零关税的比重也超过了90%。
RCEP涉及这些内容的章节，和CPTPP相比有较大差距。无论何种机构采用何种方法，货物贸易成本的下降都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RCEP缔约方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中国未来的路还很长，眼下的任务是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推动RCEP的生效和实施。其表现是，美国最初主导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在20世纪90年代牵头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则是当时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并保持了15-20 年的高标准，直到TPP谈判成功。
如果英国加入，将意味着CPTPP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贸易协定，而是一个跨区域的贸易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中日韩之间的自贸协定谈判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历史和政治的牵绊。为何就不能允许制度的多样化？制度型规则接受起来难，其原因在于需要一个国家的改革。
环境和劳工则是拜登在竞选时强调的内容。从周边和欧美的区域和国别方向来看，眼下需要做的就是推动RCEP的生效和实施，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继续主动与美国进行合作。当相互之间经贸关系紧密的时候，政治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牢靠。国有企业自不待言，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是世贸组织改革，都是美国力推的内容，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遍关注的内容。其战略层面的意义也不言而喻——中国成功融入美国主导建立的体系，不仅强化了中美关系，还使得整个西方接受中国。如果美国再加入，则极有可能会建立一个排斥中国的贸易体系。
更加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有利于区域内商品更自由地流动。但这其实只是象征意义。
根据NAFTA的经验，CPTPP将是未来15-20年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货物贸易又分为降关税、关税壁垒下降、原产地规则等三个方面。
RCEP则包括东盟的许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开放程度不可能很高，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建立排斥中国的体系，并非其最终目的。
RCEP对货物贸易的促进作用远非CPTPP能比。CPTPP毕竟由美国主导，服务业和投资的开放力度必然是最高的。和CPTPP相比，RCEP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在于，RCEP缔约方的发展水平具有层次感，区域内的技术、资本、劳动都很充足。因此，中国后续完全可以做很多工作以助推RCEP有效执行，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该协定。
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方面，三方已经达成继续在RCEP基础上进行谈判的共识。我们认为，可以从货物贸易、市场开放、制度型规则、战略影响等四个维度来分析RCEP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关税减让表中的关税减让幅度和过渡期长短反映了商品市场的开放力度，那么这些清单实际上就反映了服务、投资、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力度。安全和效率不可同时达到最优，对任何一个大国而言，不可能因为安全就生产所有环节，这会大大牺牲效率。
无论是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下降，其作用旨在促进商品更自由的流动。中国应该在积极稳固RCEP的同时，主动出击，化解加入CPTPP的各种困难，早日加入CPTPP。
原本不会被认定为原产的商品在协定生效后更容易被认定为原产商品，从而享受关税减让的好处。一个协定最终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其文本的标准水平，还取决于其执行力度，以及企业的利用率。当然，这里的趋同是指向美国制度的趋同有很多令人信服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收入分配特别不平等是会妨碍经济增长的。
而考核目标究竟是人头还是人时，对于被考核的官员来说会有非常不同的应对措施。再比如，为了政绩的可视化，官员更愿意在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上下功夫，而不是在软性政策制度等管理方面改善，对于基础阶段的教育的百年大计的扶持也经常不充分。
中国的官员在这方面的投资有激励和能力去实施其实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如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就更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发生疫情，就好像一个穷人生病了，需要把当期的目标调整成先恢复身体健康，而不再设定今年要赚多少钱养家糊口的目标，是同样一个道理。
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形，除了根据发展阶段调整GDP增长的目标值以外，还应该考核相对长期一点的平均GDP增长率，比如三年或者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以避免地方政府追求短平快的强刺激政策。而且不明确宣布GDP增长目标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否认GDP增长率的重要性。